这个春节，大家肯定过的很憋。不知道有几个人已经宅到要抓狂了？
但是啊，这一幕，其实32年前，上海就出现过了。而且当年很多细节，也都完全一样。
看看当时的报纸。
当时是上海出现了大规模的甲肝流行现象。起因呢，也是祸从口入。
不过那时候上海吃的只是毛蚶。其实就是一种贝类。
本来这玩意也没啥不能吃，但是忽然间从启东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毛蚶生长地，比过去从山东弄的便宜很多，于是大家就大吃特吃。
然后就杯具了。
当时的数据也很有趣：
1月18日：43例
1月19日：134例
1月22日：808例
1月23日：1447例
1月27日：5467例
1月31日 ：12399例……
偏偏天气又反常，大寒的时候上海依旧是暖洋洋的，为流行病的传播添了把柴。
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
当时的病人也和今天一样：
上海各家医院都有大量病人涌入。
他们大都出现了身体发热、呕吐、乏力、黄疸等症状。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了。
当时上海人住房面积狭小，有些人担心传染给家人，又怕医院没有空床位，骑着自行车，带着折叠床、被子就来了，要求立即住院。
只是还好，甲肝不会通过飞沫传播，基本不会继续交叉感染。但是，一样很多正常吃坏肚子的，着凉的也来排队。
其结果，当然也是医疗资源紧张，床位不够用了。
隔离的事情，也是一样：
当时上海各家医院所有的病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5.5万张。而每天新增的甲肝病人，数以千记。
前面提到的寿幼森夫妇和蒋建新被查出甲肝的时候，恰恰是高峰时期。
所以，他们均被要求回家“自我隔离”，定时来医院配药、验血。
“我有老同学、老同事生过这种毛病的。我印象里，一有这种毛病就被关进医院隔离病房了。”寿幼森说。
“我被查出来以后心想：是不是我也要被关进去啦？人家讲，侬想也不要想了。”
寿幼森住在富民路上的新式里弄里。
听说夫妇俩患上了甲肝，住在楼上的父母和哥哥都有点“警惕”。
“因为阿拉卫生间是共用的。”他说。
“当时姆妈有个老保姆，也是阿拉弄堂的，言话多煞了。阿拉夫妻俩只好缩在亭子间里不出来。”
而那时候对人的警惕，防备，也完全和今天一样：
“走在马路上，人家不停地在看侬面色。假使侬面孔蜡黄，人家肯定躲得远点。”寿幼森说。
上海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熟人见面也不握手了，更不敢互相敬烟了。
关于疫情蔓延的流言传遍大街小巷，使人惶惶不可终日。
对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导致其他省市排斥上海人的现象。
最玄幻的是，连吃药都一样：
其实，甲肝是一种可以自愈的疾病，治疗方法主要是卧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维生素C，每两周查一次血。
但病人不吃药就不安心。
于是，谢丽娟“发明”了一种“大锅药”：把茵陈、甘草、大黄等中草药放在一口大锅里煮，到吃药的时候每人分上一碗。
“说实话，每人喝的这碗药里究竟有多少药的剂量，我们并不去计算它。这是一方‘安慰剂’。”谢丽娟多年后接受访谈时说。
所以嘛，昨晚有双黄连的事儿出来，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另外，圈内有人跟我，对我这儿读者对双黄连信不信有分歧，那老规矩，咱们来投个票。
注意，别投错。
我倒是要看看比例。
另外，黑格尔那句话说的真好：人类是从历史上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不会吸取教训。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基本都会再发生。
还记得我新年献词说的吗？让普通人大家苟住，保住工作是最重要的。当时估计很多人还觉得懵逼，觉得不以为然。你今天再看看，怎么说？
央妈咪啊（我这个咪故意加的），该投降了。
蒙古大夫，该投降了。
至于红会，别再问我了。我昨天文章《大家用力悠着点哦……》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你们再怎么说，人家就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今天不就继续秀下限给你看嘛。
而且啊，我看他马上就要出来哭夭，说什么人手不足，经费不足，请求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来继续诈……不对，继续“服务”咯。
（PS：芥末圈的人注意，今天下午其实还发了个文，但是被404了，那个文章我扔置顶的旧文合集里。可以自提。以后副是一个合集包，其他的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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