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来想推送另外一篇文章，但是大概率又要发很多次才能发出来，就先这篇吧。
（一）
由于鄙人读书算多，记性算好，也经常写点东西发发牢骚，有很多人也喜欢问我问题，包括在之前的星球和现在的小红圈，也包括互联网其他平台。
对于知识性问题，比如赵光义是不是合法继承人啊，比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内容是什么，这些自然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问必答没有避讳。
但很多其他问我的问题，尤其是表态性质的，比如“你对xx怎么看？”，“你怎么看xx这个人？”我的回答通常是：没看法。
一般来说，我说没看法，其实就是表示看法了。按说就该知趣了。因为如果我表态的话第一次就表了。
但总有人不自觉，会继续拱火：哎呀为什么没看法呢？xxx问题这么重要怎么能没看法呢？你就说说嘛。
其实我内心真正想说的是：
为什么一定要问我？
这问题关我屁事？
我怎么看关你屁事？
我就算有看法为什么一定要对你讲？
现代社会大部分人应该公认，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就好比你主张甜豆浆好吃，没问题。你主张咸豆浆好吃，也没问题。
你到处说甜豆浆好吃，咸豆浆不好吃，也没问题。
你也有权在内心认为主张咸豆浆好吃的都是笨蛋白痴，这还是你的自由。你甚至可以站队，觉得谁在豆浆问题上和你不一致，你就不和他玩耍。
但你不能强迫别人表态。
因为前面的每一种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所有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很多人口口声声的自由，其实是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只要他自己为所欲为的自由，不考虑别人的自由。
而权责不对等，到最后就成了没有平权，只有特权。
你看看各种少数群体，比如动物保护组织也好，环保群体也罢，女权组织也好，LGBT也好，最喜欢搞的不就是强迫别人表态支持他们么（参考：《无色觉醒》、《女权异化》、《合理歧视》）。经常搞的是你不支持就是反对，你反对就是歧视，所以你十恶不赦。
真是奇了怪了，我为什么就不能不喜欢你们搞这些玩意？看清楚，我只是不喜欢，我不反对你们搞。
（二）
有人曾经问过一个有点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何没人写出《社会契约论》？中国本土为什么没有创制出类似西方的代议民主？
这个问题你去问大部分主流学者，学问好的回答你说是历史的进程。学问不好的就指桑骂槐阴阳怪气说有些人私心自用。还有些神神叨叨的会说什么人种问题。
历史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偶然性只能影响程度，不能影响方向。什么样的土地，产生什么样的人种和文明，进而什么样的人产生什么样的政治领袖，这都是历史共业，总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
在我看来，这是文明问题，起源是自然禀赋，主要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谈学理，以小见大的可以聊聊这个事儿。
为什么中国人很多人不尊重别人的不表态权利？
其实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这是你的权利，并不认为私权有多么重要。因此对权利边界也就不尊重。
这个事情也不是近一百年的问题，先别急着甩锅给某些人，这是自古以来。
因为中国的自然禀赋，造成自古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最怕的是啥？一怕天灾，二怕横征暴敛，三怕流寇土匪。
因此小户人家当然就很难自保，为了生存，势必是同姓结村，血统维系，宗法统治，构成了乡土中国。在家乡，小门小户就被人欺负，家里没有男人也被人欺负，抱起团来力量大，凡事有族长、宗族给你撑腰，才能过得安稳。
那族长，同村耆老就帮你白干？不可能的嘛，开始或许是非常近的亲戚，能帮衬就帮衬，日子一长几代人传下去，虽然同姓说不定都出了五服了，哪里还有什么亲情，因此他们帮你当然是为了利益。你让渡部分权利和利益给他，他作为族长耆老罩着你算是回报。
到了士绅阶层，其实也一样，做官怎么做？
一靠科举考试，问题是科举很难，要脱产复习，三年一次，很多人要考个十年八年也大概率考不上。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人均寿命才多少？你一个壮劳力脱产读书，意味着家里马上就经济上受影响，所以要么你家有钱，要么你就得依靠宗族的支持（比如大家族都有公田，意思是这块地的产出就是供给家族里读书人的费用）。那么如果你运气好，中了进士举人，做了官，难道就能不照顾桑梓？不提拔照顾亲戚？那是真会被戳脊梁骨让爹妈没法做人的。
二是贵人提拔帮衬，一般来说录取你的老师自然是恩师，还有就是老乡，大家一个地方出来，总能攀上亲戚。再就是同年，我们一起考上进士，全国就这么几十个人，我们不抱团谁抱团？
三是联姻。某大家族的闺女，总是要嫁人，那无非是上嫁王公贵族，平嫁门当户对，下嫁屌丝精英。很多人高攀了大户人家女儿，也就部分接管了人家的人脉。
以上种种，都是有舍才有得，你要了人家的关系，利益，就势必要和人家水乳交融，这才是懂规矩，是上道。
那么因此，在很多人眼里，最重要的也就是关系，而不是对错是非。
这个事儿怎么样不重要，你是谁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是因为中国自古是农耕文明。而因为人情社会，所以公私不分。
（三）
那么西方是什么情况？
中世纪之前的都不管。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基本上就是海洋文明，贸易文明。
贸易是什么情况？甲国有苹果，乙国有梨，但偏偏喜好相反。那么甲乙就可以交换苹果和梨，这就是以物易物的贸易。
后来太麻烦，就有了货币。
再后来，丙国物产贫瘠，人口太多，种地放羊都无法养活，他们发现，用钱从甲国买苹果，洗洗干净说是特种苹果，运到遥远的不产苹果的丁国去能卖一大笔钱，可以爆赚。这就是远洋贸易。
再后来，有人发现由于丁国太喜欢苹果，我不一定非得运苹果过去卖，我只要提前预定一堆苹果，把合同就可以卖给别人，这就是衍生品。
就这样，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金融的发展，而到了金融层面，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信用。
你说你熟悉去贩卖苹果的路子，你说你向我们集资买船，三年回本，我怎么知道你是买船，而不是拿了我们的钱就跑路？
如果没回本怎么办？如果你跑了怎么办？
这需要信用。
好了，毕竟咱们乡里乡亲，从小看你长大，我就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但是运气不好海盗改道了，还是把你抢了，血本无归，我们怎么办？卖了你也挽回不了损失啊。
于是产生了对风险的定价和保护，也就是保险。
你跑船跑了几次很成功，我们都赚到钱了。你决定扩大规模，集资更多的钱买了很多船。问题是过去我们乡里乡亲，你就隔壁家小子，跑得了你跑不了你爹妈，现在一大堆人外地人不认识你，你怎么取信于他们？
也就有了公司治理和信托责任。
到了最后，这些事情怎么约束？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于是就有了合同，有了成文法。
而合同需要公证，需要大家都知道，于是就有了第三方。
而合同这种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规定清楚，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什么情况发生了怎么办，统统丑话要说在前面。不然第三方如何裁决？
于是就有了公私划分。也就真正有了产权的概念。
而有了私权力的边界明确，才有了公权力。才能说公权力是大家集体授权产生的，实现的路径叫做选举。大家选举产生公权力，这叫民主。
请搞清楚，这上面的这一大堆，都在代议民主出来前很早就有了。
到最后，西方社会普遍的守信用，守规矩其实也是大概18世纪才在思想上理清楚，20世纪才算基本建立。具体的过程可以写一本书，但大概可以用两个理由解释：
第一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大家发现，大家都守信用交易成本最小。不守信用反而都吃亏。N年后有人用纳什均衡和科斯定理在学术上说清楚了此事。
第二是早期的资本主义是血淋淋的，不守信用黑吃黑的基本都死掉了。
是因为先有了这些，才把合同上升为契约，社会共识上升为法制，公司治理里的委托代理上升为政治的选举授权。第三方的公平裁决上升为司法独立。管理层找股东拿钱要说清楚钱的去向上升为无代议士不纳税。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直接选举，司法独立这些，是结果，不是原因。是因为西方社会因为种种原因，形成了社会的公私权分明，形成了契约精神，然后才有了民主法制。
而不是你幻想的只要把这些制度照搬过来，中国就也能凡事守规矩，讲信用，公私分明了。
不信你看看，菲律宾，台湾，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黑非洲的一大票国家，哪一个搞出来了？
西方社会真正有这一套的其实也就是大航海时代的主要参与者和美加，其他的么，什么罗马尼亚、乌克兰谁会羡慕他们？
所以某些人经常讲国情不同，你还别不爱听，要多读点书，这是真的不同。
（四）
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在价值上，公私分明，契约精神，权利边界清晰，好不好呢？
毫无疑问，从价值上你当然要承认他是好的。之前说过了，科斯定理嘛，证明的很清楚了。
但不要忽略，经济学模型是不能脱离假设条件的。
在西方社会，有些成本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在中国社会，是不可以忽略的。有的成本是高到无法忍受的。
比如说吧，这个酒驾问题。谁都知道，喝酒开车，害人害己，出了事就是亲人两行泪。
那应不应该严打，当然应该严打，在我看来杀无赦斩立决都可以。
你看这几年对酒驾是零容忍，就很好。
那为什么之前十几年就没有严打，有人想过吗？
对了，这就是我之前说过几次的问题：应不应该做，和在约束条件下能怎么做，是两个概念。
之前一来开车没那么多，再者，检测设备也好，监控也罢，都没建起来，搞这些都是要钱的，要很多很多钱。
讲的直白点，如果就1000万人开车，酒驾无非是个比例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几乎肯定小于监管成本，所以之前监管很松。
但当5亿人开车，同样的比例带来的社会成本，就不可以接受，哪怕花很多钱严打也要干。
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工业化，是开始于1956年，虽然很早就声称完成了工业化，虽然1978年就已经回到了全球化的商业贸易体系。
但是到2019年，中国依然有8亿农民。
中国依然大部分人对农耕文明有直接或者间接地记忆，大部分上一代人要嘛生活在农村，要嘛从小被农耕文明养大的父母教育。他所耳濡目染的，所学习的待人处事之道，统统都是农耕文明下的生存经验。
所以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留学回来的人，会发现和周遭环境，和领导同事格格不入，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本质上是文明的冲突。
有人或许会觉得，靠关系，靠人情，也没啥不好的呀。你不要自己搞不来关系，不会来事儿就嫌这不好。
其实不是的，不靠契约精神，不靠公私分明，最大的痛点是维系成本太高，最大的风险是背叛成本太低，造成违约风险高。维系成本都懂，比如你被迫要和闲杂人等推杯换盏，送礼交际。而契约下，这些成本前面的烈士已经替你付了，你坐享其成就好了。至于背叛风险，古时候不说了嘛，久病床前无孝子，久贫家中无贤妻。人情也好，关系也罢，无事自然什么都好，有事就怕人家做一锤子买卖雪中送冰，你就完了。有人或许会疑问，花了那么大成本维系的关系，背叛成本应该是高吧？不，这个的微妙之处在于，关系是非标的，而契约是标准的。
这问题怎么解决？无法解决。只有时间。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太多，只能依靠发展，依靠时间，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市民，进入城市。一方面，给城市带来新的劳动力、税基，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另外一方面，大部分农民进城了，农村地少人多的局面就得到改善，留下的农民土地相对较多，自然可以科学集约经营，自然可以摊薄成本甚至于资本运作，也就能过的更为富足（顺便说下，所以看空主要城市房价的就是智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大潮流。
而当一代代的农民变成市民，商业文明的烙印会对他们施加影响，他们从小学习的就会是信用，交换，白纸黑字，法律公证等等，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新兴的市民阶层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也认为那时候中国本土也会长出适合本土的权力授予机制。我也不认为管理层缺乏胸襟和智慧。
到了那个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有不表态的权利了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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