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见：
（四十一）
再说杨大郎的事儿。
由于杨大郎后来不但平反翻烧饼，还步步高升，所以对他当年的事情，就把性质说成了录音。
根据他的秘书在《若干历史问题》这本书里说：
教主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是人所共知。在5０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发现胡杨林在做笔记，就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这可能是教主第一次表态，对他的谈话不许做记录。
此后教主又多次表态，不喜欢记录和录音，免得谈话不自在。
但杨大郎“出于对教的事业的负责”，出于“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黑木崖档案的一部分。”的目的，开始录音。
他不仅认为自己没错，还有功劳。
但是这是有偷换概念的问题。
速记是有可能记不准确的，有些机密呢也是不便有秘书或者速记在场。但是如果出于保全资料的目的的录音，一定要当事人同意！
你和任何一个人谈话，如果你私自对他录音，他还会再信任你？
何况教主多次明确表态，不许录音。
在教主不知道的情况下录音，那就是窃听。
另外再说教主，教主已经大半年在外地了，有没人想过原因？
在2年前，在菊香书屋的卧室和洗手间找到了窃听器，连肥皂盒里都有。
你要记载教主的讲话，在会议室，书房也就算了，洗手间都有，这什么意思？
后来经查，经办者是康一民和吴振英。此二人一个是伍豪的机要秘书，一个是副教主的机要秘书。
后来事发，康比较大胆，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喊：
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
事后，也可能是伍豪庇护，也可能是康的确只是执行者，这锅被吴振英扛了。
教主是7月回来的，回来之前，让谢穷和小戚做了一件事。
他们带着设备去教主的住处又仔细排查，这次终于清干净了。但是教主还是有阴影，除了又在这里开了一次会外，他生命的最后10年，再也没住过这里。
（四十二）
顺便说一句，这事情，N年以后翻烧饼，说录音是没什么的，是正常的，还拿出了余沧海当时主持的一个会议纪要，说这是批准过的。
问题是，批准的是录音，是对公，不是对私的窃听。
你录音，录音机是看得见的，不是纽扣大小的躲在肥皂盒里的玩意。
何况当时吴某人也签字画押，拿着窃听器拍了照片，这是赖不掉的！
这次会议，证据确凿，杨大郎也栽了。
顺便说一句。就在三虎讲话当天，三家村里的邓石同学，选择自杀。但是这时候断尾求生，实在是太晚了！
5月21日，吏部尚书安大武通知戚和王两个小爬爬虫，去见司礼监王公公，然后根据教主的指示，即刻停止中书舍人小田的一切关防，并且立即停职，交割文件。
结果小田也选择了自尽。
小田的事情之前也说过，这里就不说了。只是当时，明明是小田的秘书喜相逢拼命乱咬，给小田安了很多罪名。结果后来翻烧饼后，喜相逢居然把这锅都甩到小戚身上，反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真是佩服佩服。
5月22日，会议决议，京兆尹，长脚仔，陆于尊，杨大郎全部倒灶。
调南天王斯托克进京，执掌礼部，入值军机处，等于接管了京兆尹和陆于尊的部分工作。
调阿花入值军机处，兼任教卫队秘书长，负责教卫队日常事务。
薛峰真除京兆尹。但他没有入军机，等于京兆尹的权力一分为二，种秧的归斯托克，地方的归薛峰。
至此，教主步步为营，内清宫帷，外易枢机，教卫队也多有改组，人事变动也够大了。
按照过去的经验，似乎够了吧？差不多了吧？
但你以为这是结束，这只是开始。
教主斗志旺盛，他为了这一切，准备了五年，去年还专门重上光明顶，还写下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而副教主呢？
现在很多人似乎以为副教主一直坐以待毙，坐困愁城。
哪有这么回事？
副教主之前因为出国，没有保住京兆尹，也没有保住二月提纲。
但是作为卓越成熟的政治家，哪里有就此罢手的意思？
副教主的反击，也将很快开始……
（未完待续）
